王景福

         实现生态文明根本的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把“经济人”改良为“生态人”，人人心中有生态，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实现。说到底，我们中国生态文明程度能有多高，关键看全社会生态道德文化水准有多高。
　　没有令人目眩的高度，没有时尚华丽的玻璃幕墙，毗邻北京西北二环的环境国际公约履约大楼从外观看并不起眼。但王景福却很喜欢这儿，很喜欢他在这座大厦里的新办公室。

　　“这里墙面、地面装饰的都是无辐射的天然石材……这个通透的天井解决了大厦中庭的采光，可别小看这一簇玻璃……”王景福指着天井中从上到下悬挂着的吊灯式的巨大“装饰物”，“这上面每一块玻璃的角度都是经过设计的，可以把自然光反射到周围的房间中……”

　　其实不用过多介绍，来到这座大厦的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它所传递出的环保、节能的生态理念，而这也正是王景福30多年来所追求的。

　　讲课不要稿 口吐数字上千

　　虽然挂了个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头衔，但王景福的工作却更像个老师，他身兼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北（南）京林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奔波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名校和地方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的讲台，课堂遍布城乡高校厂矿，学生覆盖官员师生商人，而他所讲最多的就是建设中国生态文明。

　　“我国能源紧缺，浪费严重，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10个百分点，每吨标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全国荒漠化土地已达国土面积的27.46%，沙化土地占18.1%，水土流失占37.42%，每年流失表层沃土50亿吨……”

　　“全国农药企业2000多个，年产各种制剂约150万吨，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高毒性品种，加之使用不当直接危害食品安全，如果在15至20年内停止使用六六六、DDT，我国也只能在第7代子孙体内不再发现这类物质……”

　　“王教授讲课不用稿，通俗易懂，风趣幽默，连数字都是活的。”听讲者如是说。确实，王景福的课堂上，出现最多的就是数字。有人统计过，在他三个多小时的讲演中，数字多达上千个，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分数的、小数的，他都脱口而出且准确无误。

　　“咋记得那么准呢？”常有人问。

　　“不是想记住，而是忘不掉，他们对我刺激太大了。” 王景福摇头苦笑，他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这些数字了解中国的生态现状。

　　他说中国生态环境有个“八三四一”

　　“八大乱象、三大趋势、四大危害、一声叹息”是王景福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传神概括。

　　所谓“八大乱象”即“气浊、水脏、林疏、草浅、地荒、种稀、肾虚、土污”——大气污染，水污染，森林生态功能低下，草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沙化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功能失调，土壤污染。

　　“三大趋势”——生态环境危机的整体趋势、加剧趋势、加深趋势。

　　“四大危害”——经济上“丢票子”，社会上“惹乱子”，民生上“伤身子”，国际上“失面子”。

　　“一声叹息”——我们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这些不是脑袋里想出来的，而是用脚底板量出来的。”为了调研，王景福几十年来跑遍了全国1000多个县，出差最多的时候，一年中有260多天“不着家”。他一直认为：“坐在实验室里研究生态学，搞微观的可以，但宏观的不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生态文明是非常宏观的、现实的，必须接地气。”

　　付出终会有回报。针对水资源利用等生态环境问题，王景福出版专著3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0多篇；就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他两次上书国务院，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2008年初，他起草的《关于青海生态立省战略的若干思考》，得到青海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赞赏,认为：“写的很好。要用生态立省统一全省干部的思想。”

　　中国工程院的“院外之士”

　　正像王景福所说，搞宏观生态研究必须走出去，他先后挂职任重庆市水利局副局长和绵阳市副市长，负责三峡地区水利扶贫和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还曾奉命率队踏遍大江南北，研究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自2003年起，怒江水电开发屡有争论。2004年后，根据总理的批示，身为水利部水电局副局长的王景福，多次带领专家到岷江、汉江等流域调研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和应对之策。2006年，总理委托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潘家铮先生挂帅成立了中国工程院跨学科重点咨询课题——红水河干流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潘老之所以选择红水河，是因为这条河流经云南、广西、贵州3省区，建有9级电站，以此为标本，剖析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由此可见，潘老眼光的独到。”王景福对这位学术大师充满着崇敬。

　　说来也巧，当时，王景福刚刚完成《水电开发与生态管理》一书的初稿，希望潘家铮院士给以指教。“老爷子一看就乐了，不仅亲自修改书稿、作序鼓励，还特地把我吸收进了课题组。”

　　就这样，王景福全程参与了“红水河干流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跨学科重点研究咨询项目，并且出任生态环境专家组副组长。这个专家组刚组建时，从组长到成员有7个院士，只有王景福是个“院外之士”。可见大师们对他钟爱之深。

　　在《水电开发与生态管理》一书的序言中，潘家铮院士这样写到：“作者下了很大的工夫，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当前的水电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有着良好的积极作用，富有实际意义，符合当前时代要求。故乐为之序，介绍给广大读者。” 

　　一场报告与生态结缘30多年

　　虽然作为生态学专家，且自称“近30年来，工作岗位变换了十几个，但都没离开大生态的范围”，但王景福一开始并不是学生态的。如何与生态结缘，这其中还有个故事。

　　1979年，王景福还是南京林产工业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林业专业二年级的学生。那一年，中国科学院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的研究员王战，做了一件现在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以近70岁的高龄，考察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并得出结论：“如果不加以保护，若干年后，长江就是第二条黄河。”

　　在这项考察以南京作为终点结束后，王战把他的报告和观点带到了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30年前，做出这样的论断争议很大。”王景福记得，当时许多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在讨论这一话题。人们普遍认为，黄河与长江的生态基础不一样，一个流经黄土高原，一个流经崇山峻岭，长江怎么可能变成黄河？

　　但王景福却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积极地关注生态、学习生态。“在大学里，凡是有助于构筑生态学科的课，我就特别想读。”他说，就是那次报告，把他一下子拽到了搞生态的这条路上。

　　30年的积淀，王景福戏称自己是中国生态经济的“更夫”，而后的30年，他还要为生态经济鼓与呼。

　　————— 核心对话 —————

　　五个字定义生态文明

　　记者：生态文明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您是怎么给生态文明下定义的？

　　王景福：什么是生态文明，这个中央没有定义，但专家学者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定义就一句话：生态文明就是人们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了使人与自然和谐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以及取得的一切成果的总和。

　　而在许多领导干部之间流行的是三句话：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时间与空间公平。时间是指代际，这一代人的发展不能影响下一代人、下几代人；空间是指这个地区的发展不能影响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发展。

　　还有五句话，是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给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叫“一高二低三共赢”：“一高”就是我们的物质生产水平要高，“两低”就是资源消耗的水平要低、污染排放的水平要低，“三共赢”包括三个方面，从群体来讲，政府、企业、社会三个群体要共赢；从效益上来讲，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要共赢；从生产上来讲，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环境生产要共赢。

　　我给了个五个字的定义——生态化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统统用生态来挂帅，这就意味着领导做决策、专家做研究、包括老百姓的生活都要加一个生态的理念在里面。

　　实现生态文明关键是意识

　　记者：要建设生态文明，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景福：生态文明建设有三大战略支持点：“高、和、低”，即高尚的生态道德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的政策法规制度，低碳发展的道路。最核心的有两条：第一，抓住一群人。就是改善干部考评和任用办法，使考核这个指挥棒挥向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方向。第二，建设一个社会。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社会，实现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系统的优化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良好。

　　当然，根本的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把“经济人”改良为“生态人”，人人心中有生态，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发展理念要正确，要以人为本。不是不该发展，而是用科学的方式发展。不要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要承认发展与保护有矛盾，要坚信发展与保护能双赢，不发展、迟发展、慢发展，都不能说是真正的保护。说到底，我们中国生态文明程度能有多高，关键看全社会生态道德文化水准有多高！

　　——人物档案——

　　王景福

　　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生态学专家。现任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专家组生态环境组专家、中国工程院“红水河干流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跨学科重点研究咨询项目生态环境专家组副组长。

　　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成果奖两项，出版专著三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0多篇。

　　兼任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并多次应邀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名校和地方党委中心主持生态经济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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